在元代史學上，有一個突出現象是少數民族史家群體形成，并在史學活動中作出突出貢獻。察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，為世所重。

察罕（約1245年—1322年），西域人。他歷仕元世祖、成宗、武宗、仁宗四朝，官至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、商議中書省事，在譯史、著史方面成就頗多，暮年居白云山，以白云自號。

察罕的父親伯德那在成吉思汗西征時，因“慕圣朝德化，萬里來歸”。伯德那時常教導察罕學習儒學：“宜勉讀圣人書，行中國禮。”在父親的教育下，察罕熟知中原文化并掌握多種語言，《元史》稱他“博覽強記，通諸國字書”。

《元史·察罕傳》記載，元仁宗曾向察罕詢問如何評價漢朝的張良、唐朝的狄仁杰，察罕說張良“佐高帝，興漢，功成身退，賢者也”，狄仁杰“當唐室中衰，能卒保社稷，亦賢相也”，并熟練地背誦了范仲淹所撰碑詞。察罕淵博的學識，使元仁宗十分感嘆。

元代致力于文化交流的一項重要內容，是翻譯漢文經史典籍。元朝統治者重視中原君主治世之道，借鑒歷史經驗，這也反映了當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入發展的趨向。元仁宗是一位非常關注中原歷史文化典籍的皇帝，他曾命人翻譯《尚書》《貞觀政要》《帝范》《資治通鑒》《大學衍義》等重要典籍。

察罕的譯史、著史活動，很大程度上與仁宗詔令相關。在這方面，察罕的突出貢獻是：翻譯反映“貞觀之治”的《貞觀政要》，受詔翻譯唐太宗撰寫的《帝范》，用蒙古文撰寫本朝史《脫必赤顏》。察罕用蒙古文和漢文雙向翻譯、撰稿，顯示出他具有深厚的史學修養并掌握多種語言，是當時出色的翻譯人才。

同時，察罕在史學上也頗有造詣，他所撰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》（又稱《紀年纂要》或《帝王紀年纂要》）一書，是察罕對元代史學最重要的貢獻，也是中國史學連續發展的一個鮮明節點。

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》一卷，上起伏羲，下迄元仁宗延祐五年（1318年），是一部仿編年體撰成的凸顯歷代帝王興亡起訖、運祚長短的年表。其體例主要由兩部分組成：首先對于每一時代或朝代，敘其興亡始末，其后依次排列各帝王在位年號和起訖年限，歷代興亡更迭一目了然。

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》面世之后，受到時人關注和好評，元仁宗命人將其送至史館，察罕同時代學者程鉅夫為之作序，對其大加贊賞。值得關注的是，它的歷史價值在流傳中愈顯突出和重要。明代學者黃諫推重此書，補撰其下限至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并在序中稱此書為“觀史之要”。清代學人張海鵬于嘉慶十四年（1809年）又訂正此書，并在跋語中稱，此書“未始不為讀史者叩關之一鑰也”。

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》一書，在400多年間歷經元、明、清三代學人之手，從撰述到續補、校正，以至流傳至今，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頁，堪稱中國歷史文化認同的精彩篇章。從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來看，此書的特點及其價值可概括為以下幾點：

第一，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》是一部貫通的歷史紀年之書。這種“通古今之變”的撰述，承紀傳體通史《史記》、編年體通史《資治通鑒》、典制體通史《通典》等而來，特別是中晚唐以后，通史撰述取得了空前成就，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》的纂成，與通史之風盛行的時代背景是分不開的。需要強調的是，察罕著意于通史的撰述，他把“治統”，即上古至元代三千多年的政治譜系表述得十分清晰。所謂“治統”是指政治統治的繼承性，它本質上是關于中國歷史上歷代政權的連續性在觀念上的反映。察罕家族自其父時，從西域舉族歸元，這樣一位少數民族史家將元代“治統”的淵源追溯至“五帝三王”，而這一見解也得到元仁宗的肯定，突出地反映了元代君臣對歷史淵源的認識。

第二，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》簡潔而便于明“治統”。一部纂要盡知歷代興亡、運祚長短，便于人們一窺歷史之全貌。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，用于查考年代、大事的歷史著作多已散佚，流傳至今的主要有宋代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目錄》、呂祖謙的《大事記》、王應麟的《歷代年號》，元代察罕的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》，明代黃宗羲的《歷代甲子考》等。故這本便于觀覽而明“治統”的文獻，具有珍貴的史學價值。

第三，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》對遼、金、宋作同等論述，分別記述相關史事。元人對正統問題的討論很熱烈，尤其是涉及遼、金、宋三史纂修一事，最終確定“各與正統”，而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》一書雖以宋為正統，但對遼、金作了適當的表述，比較客觀地對待遼、金、宋三史。這一做法早于元修三史，反映了察罕的卓識。

察罕以其豐富的政治閱歷和對社會歷史的認識，通過文獻翻譯不斷加深對歷史的理解，這些都對《歷代帝王紀年纂要》一書的編纂具有積極的影響，促使其成就這一簡明而貫通的歷史撰述，從而在中國史學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。

【作者單位：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。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專項項目“中國史學撰寫多民族歷史的傳統及其當代價值”（21VMZ013）階段性成果。】